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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 Be番外:小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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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祖辈在腓特烈大帝的麾下于罗斯巴赫和洛伊滕打过漂亮仗,挣下了在波美拉尼亚的一小片林地和勉强算作庄园的宅邸,以及这个贵族介词。后面大概是被冤魂报复,到祖父开始他只做了个平庸的地方治安官,然后再到我父亲这代,家族的气运与德意志第二帝国一同,在《凡尔赛和约》的耻辱中跌至谷底。
我家于波茨坦柏林大街那有栋老宅,少时母亲还会边擦银器边低声向我回忆她少女时代在庄园参加的狩猎聚会,父亲穿着轻骑兵制服(那会他还没被法国人的炮弹夺走左腿)父亲如今坚信是社会民主党人、犹太人、投机分子导致了帝国的崩溃和家族的窘迫。他对那个来自奥地利的前下士起初充满鄙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看到冲锋队那些粗野的褐衫汉被“长刀之夜”清洗,国防军的地位得到重申后,他的态度变得复杂起来。
“秩序,约阿希姆,”父亲严肃的说,我的视线不由自主的看着他那条空荡荡的裤管,“你必须进入军队核心,艾森哈特家的未来,就看你了!”
1928年,十六岁的我通过了严格筛选,进入位于柏林国立第11人文中学,我的目标明确,获得高中毕业证书,然后报考军校,严谨的课程令我头疼,同学们浑身散发着优越感,那两年,我学会了克制情绪,这让我显得有些孤僻,但也避免了麻烦。1930年,我走进了波茨坦诺伊哈默的国防军第1步兵学校大门。很苦恼,伙食中没什么肉类了,但我们仍需高强度学习步兵操典、战术指挥、地形测绘、武器维护及军事史。
………
在这里,我听到了一个名字。
赫德里希·冯·西蒙瓦德兹
总有人提及他。他从柏林军事学院毕业,比我们高几届,我不爱听他惊人军事能力事迹,越听,心里就会越焦躁。但吃饭的时候总能听同学谈论,“那家伙像是直接从腓特烈大帝的近卫营里走出来的!”……如果他是父亲的儿子的话,父亲绝对会为他感到骄傲。
1934年夏,我从学校毕业,授少尉军衔。没赶上六月底“长刀之夜”。我被派往陆军总司令部运输与补给局做文员,工作包括与德意志国铁官员扯皮、计算各军区冬装储备与配给、处理抱怨电报。但父亲不会永远失望的,1935年11月一个下午。局长递给我一份带有陆军人事局的调令。
“约阿希姆少尉,恭喜你。”“你将担任赫德里希·冯·西蒙瓦德兹上校的副官(那时候还是少校)。明天上午八点,前往总司令部报到。”
当晚,我给父母写了信告知这件事,父亲的回电快得惊人,“这是上帝与命运对家族的再次眷顾!” 他很高兴,能让他高兴的事情,我会尽全力去做好。
1935年1月10日,我正式成为赫德里希上校的副官。
1938年,奥地利一夜之间成了“东方省”,日子被工作淹没,元首的意志经最高统帅部层层下达,愈发具体,也愈发咄咄逼人。
上校负责的不仅仅是一部军队,还涉及多个军种和部门的战略协调与特殊行动规划。与陆军总参谋部讨论边境兵力调整,与党卫军阿勃维尔(军事谍报局)的人员进行情报汇总与分析。我的生活变成了围绕他的日程旋转的陀螺,又烦,又有快感。
为庆祝慕尼黑协定“带来的和平”,阿德隆酒店举办了一场晚宴,上校的名字赫然在列。而那天有两件事也都很快被解决了,一、火炮整合方案,二、侦察照片的判读争议。
………
宴会上有很多人,甚至还有……东方人?
我看了一眼那两个一直低着头的身影,他们两个是真的很奇怪。也许是我多想吧,跟着上校久了,人也变得疑神疑鬼。可这种飘忽不定的眼神,与周围训练有素的服务生太格格不入了。或许是被日耳曼人的威严所震慑到了。
……妈的根本不是,该死的东方杂种直接拔枪了!
我迅速摸向腰间,但有人的动作比我更快!是那个女人!枪响前的刹那,她迅速从侧后方推搡出来,挡在了上校的身前!
女人中枪了,我厉声喝道,“抓住他!”几个人扑了上去,非常顺利的将那该死的东方人抓住了,他还在那里说着奇怪的语言,大概是在骂人。
上校蹲下身将那个女人的上半身提起来一点,似乎想看清她的脸。女人的头无力地后仰,长长地黑发凌乱散开。她双眼安静的闭着,胸口的猩红不断扩大,丰富的经验告诉我,她应该已经死掉了。
上校盯着她看了两三秒,然后将她提起来扔给我,“送到医院去。”
什么……还有送的必要吗?“是!”
女人躺在车上,我低头看了一眼这具尸体。看不出年龄多大,但应该是年轻的。皮肤很白,可能因为已经死掉的原因,此刻几乎白的透明。眉毛细细长长的,睫毛又长又密,脸庞很柔美,不像日耳曼女人那样硬朗。黑发如瀑,有几缕被汗水粘在额角和脖颈,她就这样软绵绵的躺在那里,领口被扯开了一些,露出纤细脆弱的锁骨和一片染血的肌肤。
她是谁? 一个东方女人,出现在这,替上校挡了子弹?荒谬得像是三流歌剧里的情节。
为什么? 她认识上校?也许是一个疯狂到极点的仰慕者吧,那这就说得通了。在柏林,迷恋上校的女人很多,甚至在读书期间就听过他与那位因漂亮而十分出名的女人,维拉的传闻。虽然确实足以让一些女人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我从未想过,会有人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仰慕。
多么“英勇”又多么愚蠢的女人。她不会真的以为,用身体挡下一颗子弹,就能让上校爱上她吧?不过也是很可惜了,一具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死掉了,ops…
“目前生命体征暂时平稳,不过还需要密切观察,任何感染或并发症都可能是致命的。”
救活了?
……是我这几天连续熬夜处理苏台德危机后的繁琐报告,导致判断力下降?
“我明白了。”
当然回去后也有复命,但上校似乎对此也不怎么关心,我也渐渐将此事抛诸脑后。1938年底,局势风云变幻。针对波兰的“白色方案”已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上校的工作重心彻底东移,会议、推演、兵力调动方案、与党卫军特别行动队的协调(最令人讨厌)……我的日程表被填满到以分钟计。只有一天办事路过医院的时候我才想起来进去看一眼。
女人醒了,依旧苍白消瘦。黑发柔顺地披在肩上,衬得那张小脸愈发楚楚可怜。进门的声音吓到了她,醒着的她,和闭着眼睛是两种感觉。闭着眼,太安静,太脆弱了。而睁着……她的瞳仁很黑很大,但却很亮,像浸在泉水里的琉璃,湿漉漉的,迷茫又怯懦,她就用这样一双眼睛,怯生生地望着我,“我这是在哪?你是谁?”
她居然失忆了?
没有交谈的必要了,我也没有把她的事情告诉上校,无关紧要。
………
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都让我得以记住她的姓,Wáng!她的全名我念不出来,太绕口了。她还晕在了边境,麻烦的女人(我还是习惯这么叫她,有点太长了,不如就叫小麻烦。)被抬上了一辆随行卡车,其余分子执行枪决,除了那个LiaoZhansheng。
那日之后,她就开始负责一些贴身服侍的工作。我作为上校的影子,自然也忙得脚不沾地。但渐渐的,我发现自己似乎习惯将的杂务丢给小麻烦。起初只是试探。让她去跑腿送一份不那么紧急的文件,小麻烦总是用那种奇怪的眼神看我一眼,怯生生的,但又忧虑悲伤的眼神。令人意外的是,她做事非常仔细,从未出错,于是,我渐渐“变本加厉”,非必要经我手的,我都转交给她。
小麻烦每次都只是安静地做完,偶尔遇到不明白的,会小声地询问,得到解答后便继续埋头苦干。那副逆来顺受,任劳任怨的样子,有时候反而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在欺负人的恶棍。尤其是当她抬起那双眼睛,欲言又止地看着我时,我甚至会有一瞬间的心软,想说“算了,这个我自己来”。但下一秒,她便立刻转身卖力的开始干活。……嗯,一点点理所应当。反正她也没别的事可做,不是吗?她确实是个很勤快的女人,这是个优良品质。
但我其实不喜欢小麻烦,她总是那副忧心忡忡,仿佛随时会哭出来的模样,看着就让人心烦。但她也从来不会拒绝别人,我常常阴暗地想,她是不是就凭着这张楚楚可怜的脸和那副柔弱无助的样子,勾引了上校?否则以指挥官的性格,怎么会容忍这样一个麻烦的存在,甚至,去哪都要带着她!从柏林,苏台德,再到布拉格,甚至是前线……
地图上的箭头日夜不停地向东移动,捷报频传。我们的指挥部随着前线不断前移,从东普鲁士到波兰腹地,一切都在指挥部地命令下快速推进。上校很忙,审阅情报、调整部署、协调各突击部队的进度,下达的命令直击要害,轻松瓦解了波兰人的抵抗。而我忙于处理电报、协调补给线、安排他与其他将领的会晤,几乎没有喘息之刻。
………
一份紧急电报传来:一支波兰游击队偷袭了我们设立在战线后方约十五公里处的一个战地医院!
……上校挂断了与一位装甲师长通电话,我心领神会地准备了车辆和一支小队。
路上,我们收到了一条信号,传递的是简单的数字和方位代码,指向医院东北方一片林地,署名是p。结合零散的前线报告和当地地形,我们迅速划定了几个最可能的游击队藏匿区域,像猎犬一样扑了过去。
战斗短暂而激烈,那些波兰人打得相当顽强。然而,在我们面前,他们的抵抗很快被粉碎。迫击炮轰开了农舍的墙壁,冲锋枪扫清了外围的散兵。
当我们冲进作为据点的地堡时,里面一片狼藉,几个没来得及逃走的波兰伤兵躺在稻草堆上呻吟,带队的士官毫不犹豫抬起枪口,
砰!砰!
稻草被染红。战争便是如此,尤其是在对待这些游击队时,没有俘虏伤兵的仁慈。
……我看见了他们。
那位军医靠在墙角,额头有伤,脸色惨白。
而旁边那个女人。
“王小姐?”该死,我差点把心里那个“小麻烦”叫出来!
小麻烦紧紧挨着军医,膝盖固定了木板,应该是断了。身上的衣服被扯的七零八落,露出大片淤伤破皮,甚至胸前衣襟被扯开,雪白若隐若现……她的脸上混杂着尘土血迹与泪痕,当上校走到她面前,小麻烦就哭了出来,大颗大颗的眼泪一直往下掉,看起来更楚楚可怜了,她挣扎着想动,但只是无助的呻吟了几下。
“能站起来吗?”上校问她。
小麻烦泪眼泪流得更凶了,啊,如果我是她,此刻大概会不顾一切地扑进这个前来拯救自己的人怀里,最好是能晕倒在他怀中,或者至少用最无助的眼神和泪水祈求庇护。这难道不是她这种菟丝花般的女人最擅长也最该做的事情吗?这或许是俘获一个男人最有效的时刻了,不过看来,她连扑倒的力气都没有了。
清理时,我们抓获了几个躲藏起来的波兰游击队员,还抓到了一个脸上带疤的头目(经由线人认证)我们将刀疤脸和其他俘虏分开看押。回到审讯处,刀疤脸大叫,“我要见你们的指挥官!见那个最高长官,我只跟他谈!”
我走到指挥部门外敲门,过几秒才有回应,“进来。”
我推门而入,然后,愣住了。
小麻烦居然在这里!
她低着头坐在椅子上,身上盖着军装外套,断腿已经被固定住,黑发垂下,脸颊很红,仍是一副胆怯得不敢抬头的模样,胸前的纽扣乱飞,呼吸有些急促,正小口小口地喘着气。而且,她甚至还没有穿裤子!!这两个人刚才在里面做什么!!
“长官,袭击医院的波兰抵抗军首领已被抓获,现已单独关押。他提出要求,坚持要单独面见指挥官。”
关于医院袭击和俘虏的处理报告被列为机密,直接封存。往后很长一段时间,小麻烦就再没离开过上校身边。
小麻烦很安静不闹事,又很……温顺。她住在指挥部的休息室里,左腿打着夹板,每天拄着一根拐杖来吃饭,没人跟她说话,她也当旁边没人似的,久而久之,她就成了一个“影子。”她应该还喜欢吃巧克力,因为每次吃完饭都会拿几块揣兜里。小麻烦似乎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最常待的地方是指挥部附近的一个湖边。我经常看见她坐在岸边一块石头上发呆,玩她自己的头发,或者趴在那上面睡觉,总之一待就是整个下午,直到天色擦黑,才慢慢拄着拐杖回到指挥部里去。
…………
党卫军自成体系,行事激进不受军规约束。
一天,我们骑马路过一个刚被“清扫”过的村庄外围。我看见一队武装党卫军正驱赶着十来个衣衫褴褛的波兰平民,其中大半是妇女和老人,党卫军让他们在空地上站成一排。
小队长看到了我们,抬手敬了个纳粹礼,一脸“我们在办事,你们别碍事”的神色。
上校勒住了马,眼神冷冷扫过那一排波兰人,“你们有谁会讲德语?”
党卫军小队长愣了一下,冲那群俘虏吼道,“听见没有?!谁会讲德语?!”
过了好半天,一个波兰女人举手了。
上校朝她轻轻勾了勾手。
女人吓的抖了一下,艰难地向前挪了两步。
“你会讲德语?”上校问。
“会、会一点……长官。”她口音很重,居然还没有东方人讲得好。
“你有孩子吗?”
女人哽咽,“有,我有一个女儿。”
“出来。”上校命令。
在党卫军士兵推搡下,女人踉跄着走出了队列。
上校抬起马鞭,指向不远处那个躺在湖边石头上,不知道是睡觉还是在发呆的女人说,
“以后,你负责照顾她,扶她走路,确保她需要的时候有人在旁边。明白吗?”
波兰女人顺着马鞭的方向望去,立刻拼命点头,“我、我明白,长官!我会照顾好她!谢谢!”
…………
砖石邮局被波兰守军改造成了堡垒,成为市中心最顽强的抵抗点之一。
炮火准备后,步兵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发起冲击。波兰人的抵抗异常顽强,从邮局的窗户、屋顶、甚至地下室通风口射出密集的火力。上校通过望远镜和通讯兵不断传来的报告掌控全局。他下达命令,我既穿梭其间,传递命令,汇报进展,目睹着血肉横飞,也目睹着上校如何像最高明的棋手,冷静地调动棋子,一步步将那座顽固的堡垒逼入绝境。
尽管波兰人展现了令人惊异的顽强(我必须承认,在某些时刻,他们的勇气近乎疯狂),但在我们全新的“闪击战”战术面前,他们就显得迟缓笨拙了。装甲集群快速穿插分割了他们的兵团,空军摧毁了交通枢纽和指挥系统,步兵和炮兵则高效地清理被孤立的抵抗节点。
我们以惊人的速度向波兰腹地推进。但泽之后,是维斯瓦河沿岸的一系列城镇,然后是托伦、比得哥什、罗兹……地图上的红色箭头日夜不停地向东延伸,吞噬着大片领土。华沙,那座波兰的心脏,很快被合围。
战斗仍然激烈,巷战尤其血腥。波兰守军和市民自发组织的抵抗者在废墟间、在每栋房子里拼死战斗,给我们的前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和麻烦。但在绝对的火力面前,这些抵抗只能拖延时间,无法改变大局。上校的指挥所随着战线不断前移,需要协调的部队番号越来越多,处理的战报,以及与中央集团军群其他部门的协调事务呈指数级增长。他几乎长在了地图和通讯设备前,但下达的命令依然精准。
这段时间,我几乎没见他特意到后方去找小麻烦,她所在的指挥桶车在纵队后方,紧跟着医疗和后勤单位。只有在短暂休整分发食物时,我偶尔能看见她。小麻烦似乎很怕被波兰人看见,她总是躲在车里,快速接过波兰女人递给她的食物盒,然后立刻缩回去。车窗大多数时候紧闭着,帘子也拉得严严实实。
不过,她看起来不再像最初那样完全与世隔绝了。至少,她有了可以说话的人。我有时看见她们两个靠在桶车旁,说着些什么,小麻烦则安静地听着,有一次,我看见桶车的车窗被摇下一点,一只纤细苍白的手伸出将半块黑面包和一小块巧克力,塞给了一个路边的难民,这一幕恰好被负责物资调配的少校汉斯看见。他非常生气,
“搞什么鬼?食物是配给军人和必要人员的!她自己那份吃不完吗?居然拿去给那些波兰佬!本来就紧缺!” 他说着,抬脚就想过去。
我下意识拦住了他。“汉斯少校!”
他疑惑看我,“为什么拦我?”
我的目光看了一眼不远处,上校正与几位指挥官围在一张摊开的地图旁,汉斯顺着我的目光看了一眼,不屑地说,“你,让她最好快点收起她那套不合时宜的同情心!这里是战场,不是慈善机构!”
……但愿她这点愚蠢的善良,不要哪天真的惹出什么麻烦来。
1939年9月底,华沙投降。 波兰基本结束。接下来的日子,从军事占领迅速转向政治管控和所谓的“新秩序”建立。我们随着指挥部进驻华沙。各种面见、会晤、宴会、交谈令人晕头转向。我们要与刚刚成立的“波兰总督府”官员(大多是德国人或亲德分子)协调,与SD和盖世太保处理治安与清理事务。与从柏林来的经济专员讨论如何“有效利用”波兰的工业资源和农业产出,还要应付来自意大利、日本等盟国观察员的好奇与试探。上校作为总指挥官,是这些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1939年10月5日,元首飞抵华沙,举行了盛大的胜利阅兵。上校参与了相关的安全协调和部分接待工作。之后,各种庆功宴、招待会接踵而至。
就在这令人疲惫的社交旋涡中,我再一次见到了小麻烦,是在一次专供军官吃饭的餐厅里。
令我有些意外的是,她的样子和之前……不太一样了。不再是那副寒酸脏兮兮的样子,她穿着精致的服饰,头发髻着,脸上薄施脂粉,乍一看,她像是融入了那些依附在高级军官身边的女伴行列。但仔细看,就能发现不同。其他女人脸上洋溢着与有荣焉的笑容,努力在自己的男伴身边扮演着点缀和社交润滑剂的角色。
而小麻烦……她依旧是那副忧心忡忡的老样子!即使穿着华服,化了妆,她姿势僵硬,眼神低垂,很少主动与人交谈,只有当别人问起或上校示意时,才会用极轻的声音简短回答,看吧,哈哈哈,仍是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样子。每天对着这张看着预示不祥的脸,我的顶头上司到底是怎么忍下去的?难道他真的……就好这一口?这种脆弱、忧郁、随时需要被拯救的调调? 这品味可真够特别的,虽然她确实,很美。
我大概知道是为什么了,我看见她吃完东西居然靠在了上校的身上(其他女人也这样,但她这么做,倒让我觉得震惊。)不是撒娇般的缠绕,她的动作轻轻的,眼睛半阖,像是真的只是累了,在这个地方,找到了一个暂时可以停靠,坚实的港湾。
……多么脆弱柔软的女人
1939年11月初,陆军总司令部安排了一次前往波兰南部度假胜地扎科帕奈温泉疗养地的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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