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Be番外:小麻烦

第(3/3)页

意大利黑市商人的热情通信，讨论某些“紧俏物资”的“特殊渠道”，其中涉及的资金数额不小，且用途模糊。另有一份报告，暗示桥本在来欧前与日本国内某个对德态度存疑的财经界人士过从甚密，其来巴黎的“文化交流”背景可能并非表面那么简单。
通过可靠的匿名渠道，将相关材料的副本不经意地泄露给党卫军巴黎总部负责纪律的部门，以及日本驻维希法国使馆的某个参赞。同时，安排了一场偶然的会面，让穆恩的某个对头恰好了解到，如果穆恩继续留在巴黎，可能会有更详尽的材料被呈递上去。对于桥本，则通过外交途径，坚定地暗示其存在不受欢迎的因素。
…………
回到医院复命，在门口，我听见里面有声音。
上校坐在床头。小麻烦则靠在他的肩膀上，身上盖着毯子，那双眼睛安静地垂着，目光落在他手中的图册上。
上校轻轻的说着图册里的内容，他的声音是我从未听过的温和，像在给一个好奇的孩子讲述睡前故事。
小麻烦静静地听着，当他说到某个有趣的地方，她会露出一个甜甜的笑，他有时会边说边抬手，指背滑过她的鼻梁，抚过她的脸，逗的她很开心，又安静，又美好，让人恍惚。
………
哦，是的，他爱她。
………
彻底的意识到了。上校所有的权势，冷酷，在小麻烦面前，都退居其次。他甚至为他们失去过一个孩子，而将痛楚和愤怒化为了这份笨拙的温柔守护。
赫德里希不能没有她。
她是他冰冷世界里的一个意外，一道裂痕，也是……一团他紧紧握住不肯放手的温暖。
可是他们的未来呢？
普鲁士贵族家庭，他的家族，能容忍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甚至可能影响他仕途的东方女人吗？
如果是我的父亲，应该会把我打死。
即便他此刻能将她护在羽翼之下，但战争的洪流，他自身肩负的使命，这些又岂是这病房里的宁静所能抗衡的？
他们此刻的依偎越美好，那可能的未来就越显得如履薄冰。
…………
我敲门，两人齐刷刷地转过头。
“上校，那边有消息了。”
…………
桥本把她叔父叫来巴黎了，桥本信一动用了些关系试图斡旋，但在那份恰到好处的怀疑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她本人挣扎过，不甘过，但最终，还是登上了返回横滨的客轮。
……………
但，小麻烦要走了。
说是探亲，上校也不像在开玩笑，“以文化交流人士健康状况需回国休养为由申请。红伯爵邮轮避开交战区。联络我们在里斯本的人，确保沿途接应和安全。”
登机前，他俩在车里依偎好久。
下车后，小麻烦的围巾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红肿的眼睛。
上舷梯前，小麻烦对我说，“副官先生，谢谢您一直以来的照顾，也请您替我照顾好他。”
公事公办，“这是我的职责，王小姐。”
她点头，轻声说，“圣诞节，我们再见。”
圣诞节见？爱见不见。哦！至少还懂得说句客套话，出于礼节，我刻版地说，“圣诞节见。”
………
小麻烦走了，上校的生活立刻被拉回了原有轨道。
他搬回了自己的住所，全身心投入工作，仿佛要用无尽的繁忙填满时间。那些关于北非、关于巴尔干、关于东方战线的会议接连不断。那些需要他签署的、关于占领区经济管制、人力调配、安全措施的命令文件雪片般飞来。
我也重新被淹没在副官的日常泥沼里，不敢有丝毫停歇。
初秋，围绕一系列占领区法律地位的“欧洲新秩序”的讨价还价终于有了阶段性结果。会后，《柏林协定》被签署了。这份协定与其说是成果，不如说是将更多棘手的问题和沉重的责任捆绑在了一起，扔给了前线的执行者。
……………
1941年6月22日，星期日。  巴巴罗萨。当那封宣告对苏作战开始的绝密电文传来时，我正在上校的办公室外待命。他比谁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两线作战的幽灵终于化为实体，而西线的我们，将从征服者逐渐变为需要时刻提防背后捅刀子的看守。
生活节奏变得更快，压力与日俱增。西线虽然不再是焦点，但暗流汹涌，小规模冲突和破坏从未停止。上校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有时在听取关于某次铁路被炸或某支巡逻队遭遇伏击的报告时，他会不自觉地用手指敲击桌面，眼神却飘向窗外，不知落向何方。
41年深秋，我拿着一份关于法国北部海岸防御工事建材严重短缺的紧急报告，走到上校门口时，见他坐在办公桌后，光线从他身后透来，令人看不见他的脸，听到开门声，上校迅速将手里的什么东西塞进了抽屉里。
我没愣，看见好几次这场面了，“长官，北方海岸指挥部的紧急文件。”
我知道那是什么。起初几次他动作太快，我看不真切。后来有一次，我看到了。他离开办公室时没锁抽屉，我鬼使神差地拉开看了一眼。
里面没有多余的东西，只有一张黑白照片。
边缘磨损了，上校着军装站着，表情罕见地微笑，他身旁，是一个穿着连衣裙的东方女人，正微微倚靠着他，一只手拽着他的袖口，上校的手也搭在她的肩膀上。
ooops！我想起来了，是小麻烦。
那个说“圣诞节见”的女人。
呵……早该知道。骗子。
她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甜言蜜语，楚楚可怜，说什么会回来，什么圣诞之约，然后一去不回。
半年了，圣诞节早就过去，人呢？
那份特准通行证，那机场的生离死别，现在看来都像一场戏码。她大概早就回到自己家里，把这里所有的一切，包括那个爱她的赫德里希统统抛丢下了。
无所谓。要不是看到这张照片，我几乎都要忘了这号人物了。
但是上校……他忘了吗？
去年圣诞节前后，他不管多晚，都会坚持去码头等她。也不下车，就坐在车里，望着灰蒙蒙的河面和对岸的灯火，一待就是很久。他在等什么？等一艘永远不会来的船？等一个早已失约的人？
哈！  真是……
她不会回来了。
伤心吗？从表面上看不出来。
他依旧是那个冷静自持，处理军务果决狠辣的人。只是偶尔，他会走神，眼神会短暂的涣散，仿佛灵魂抽离了几秒钟，飘去了某个遥不可及的地方。但很快，那层冰冷又会恢复，快得让人以为是错觉。
女骗子罢了……不值得他爱。
………
巴巴罗萨初期势如破竹的捷报，逐渐被莫斯科城下的严寒和泥泞所取代，东线变成了吞噬生命的绞肉机。西线则陷入了更深的僵持和消耗。盟军的空袭越来越频繁，诺曼底、布列塔尼、普罗旺斯……法国抵抗组织的活动日益猖獗，我们需要用更多的兵力去维持那条海岸线，以及后方越来越不稳的交通线和行政系统。
北非丢了，意大利倒戈了，苏联人从东面不断推进。柏林上空的防空警报成了家常便饭。战争的色彩，从最初的灰色征服变成了黯淡绝望的铁灰色挣扎。我们随着指挥机构不断转移，从巴黎到布鲁塞尔，再到荷兰，最后又退回德国本土西部。
………
1945年3月，莱茵河防线。
我们当时在科隆附近一个临时指挥部里，周围满是溃退下来的残兵和绝望的气氛。电话线路时断时续，一天，我打电话给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告诉我，美军已经出现在了郊外！
“约阿希姆！我们该怎么办？”爸爸哀怨地问。
“待在家里，什么都别做。”我告诉爸爸妈妈，“要是开始打枪了，你们就躲到地下室，待在那里等枪声平息，倘若你们试图离开家，那么你们就会变成难民！爸爸妈妈，别冒险，难民的遭遇实在太惨了！”
军用路线不允许打私人电话，还没讲几句，马上就被人插话，问我们在干什么，我立刻挂断了电话，只祈祷爸爸妈妈一切平安。
窗外是科隆残破的天际线和远处炮火映红的夜空。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最终能否平安，我不知道我的家乡会变成什么样，就像我不知道我自己还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
几天后，在一次针对我们指挥部可能位置的盟军突袭和随之而来的混乱撤退中，我与上校失散了。当时我们分乘两辆车试图穿越一片交战区，他的指挥车在前，我的跟随后面。突然遭遇美军装甲侦察队的伏击，炮弹在我们附近爆炸，我的司机试图加速冲过一个路口时，车辆被击中侧面，翻滚进了路边的沟渠。
我醒来时，几个端着步枪的大兵，正用枪口指着我的脑袋。我的佩枪早就不知道掉在哪里，军帽也不见了，额头上流下的血模糊了视线。我被粗暴地拖出来，搜身，双手用粗糙的绳子反绑在身后。推搡着走向他们的吉普车时，我最后看了一眼战场的方向。上校那辆车的踪迹早已消失在硝烟和混乱中。
我被俘了。战争，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了。
…………
战俘营被一道道通电的铁丝网严密包裹，网眼小得连一只稍大的老鼠都钻不过去。内外两道铁丝网之间，沙土被耙得平整，脚踩在上面的话会留下深深的脚印。
我住在一个十五个人的木板棚屋，每日的配给是一碗很腥的汤，汤面还飘着一头臭臭的小鱼，还有一块硬得能崩掉牙齿的黑面包。
妈的，好苦啊。
我开始思考过去六年。我们究竟错在哪里？我躺在木板床上，莱茵兰、苏台德、波兰走廊，这些地方本就是凡尔赛强加给我们的不公，我们拿回来，天经地义。奥地利？那是他们自己公投的结果。法国？是他们先对我们宣战！我们只是在保卫自己，拓展生存空间而已！
同屋的俘虏们大多是校级军官，偶尔有一两个将官。他们相对沉默，保持着一种残存的体面。一个曾是步兵中校的舍友看我对着配给皱眉，优越感地说，“知足吧，伙计。这里是星级战俘营，待遇算好的了。看看那些关押普通士兵和党卫军的地方……听说东边交给俄国人的更惨。”  他顿了顿，“这里至少大家……素质高。”
素质高？我扯了扯嘴角，但他提到“校级将级”，
“那……赫德里希上校呢？”这个名字在喉咙里滚了几圈才吐出来，“冯·西蒙瓦德兹上校，你们见过他吗？他不会被送到俄国人那边去了吧？”
旁边一个正在费力啃面包的前炮兵少校说道，“你认识赫德里希？”
“认识。”
那少校凑近了些，“听说美国人很看重他，他的装甲战术和西线防御经验，可能被单独请去“喝茶”了？”
单独请去？我不知道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听着应该没有落入俄国人手中……我松了口气，随即又惆怅了起来，他在哪里？还活着吗？
漫长的三个星期隔离审查后，我终于被允许进入主营区活动。在战俘营简陋的行政木屋里，办理登记时，我遇到了一位名叫巴姆勒的德国少将。他看起来五十多岁，他主动提出带我去分配的新营房。
我们从行政楼走向营区，巴姆勒少将走在我斜前方，忽然，他侧过头，目光在我军裤两侧那两条的红色镶条上停留了一瞬。
“聪明的话，”他声音平淡，“您应该把裤子上的红条弄掉。”
我愣住了，下意识低头看了看。这才注意到，他自己裤子上原本应有的红色镶条处早已被拆除了。
“为什么？”  我有点被冒犯。
巴姆勒少将扯了扯嘴角，“因为在这里，佩戴红色条纹的唯一目的，就是把自己标榜为‘精英团队’的一员。而这里，”  他抬起手，划了个圈，“没有精英团队，只有战俘。”
……用不着他提醒。
…………
1946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营地里流传起一个消息：来了新的医疗小组，据说有苏联方面派来的人。这不算稀奇，稀奇的是，小组里有一位年轻女医生，是个东方人。传闻她会讲流利的德语、英语和俄语。
在一次大规模流感后的例行巡诊中，我远远看到了那位传说中的医生。她穿着臃肿的白色大衣，戴着听诊器，正低头为一个战俘检查。当她直起身，摘下口罩与旁边的美军医务官交谈时，我看到了她的侧脸。
！
小麻烦？
不，不是。
我立刻否定，只是……眉眼间有那么一点点说不出的相似。但仔细看，差别很大。
小麻烦的脸更柔和，更……妩媚？带着一种东方式的温婉。而眼前这位医生，脸型更立体，眉毛更英气一些，头发是时髦的棕色齐肩卷发，眼神专注，她们的气质天差地别。
大概是巧合吧。我移开视线，没再多想。
营地偶尔会组织在简陋的大会堂里播放电影，通常是好莱坞的老片子，或是苏联的宣传影片，一个飘着细雪的晚上，放映的是卓别林的《大独裁者》。那位医生也坐在靠边的位置，看得很专注。
电影中途，她似乎看了一眼时间，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恰好我起身去角落取热水（如果那能叫热水的话），经过她身边时，目光不经意地扫过她手中打开的怀表。
表盖内侧，镶嵌着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的女人，穿着剪裁得体的旗袍，对着镜头浅浅地笑着。那眉眼，那笑容……
我的脚步钉在了原地。
是小麻烦！那个早已远走高飞，逍遥快活的女骗子！
电影散场后，等到医生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我鼓起勇气上前。
“您好，医生同志。”  我用德语说道。
她转过身，警惕地看着我，“您好？有什么事吗？”  她的德语果然非常流利，但是口音也很重。
切，果然不是小麻烦好么，小麻烦怎么可能用这种眼神看我，她的眼神可是很温柔的。
我深吸一口气，开门见山，“抱歉打扰。我刚才无意中看到您的怀表……里面的照片。那位女士，我似乎认识。”
女医生更警惕了，“认识？”
“是的，”我肯定地点头，努力回忆，“如果我没记错，她姓Wáng，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小姐。大概在1940年左右，她在巴黎。”  “我认识她的时候，别人叫她王小姐。”  我没想起她叫什么。
女医生沉默地看了我几秒，最终，她再次掏出那块怀表，打开，递到我面前，“你说的是她？”
我接过怀表，凑近昏暗的灯光。没错，就是这张脸。比记忆中更稚嫩一点，笑容却一样。我看着照片，仿佛又看到了巴黎的阳光，和她身上淡淡的香味，“是她。王小姐。”
“她是我姐姐。”  女医生的声音很轻。
姐姐？！那个女骗子，居然有个妹妹在这里，还是苏联医疗队的医生？这世界太小，也太荒谬了！
我想知道，那个一走了之！害得上校苦等的女人，后来到底过着怎样光鲜的生活。我尽量用平实的语气，简略讲述了以前所有的事情，从1938到1940，她离开前的所有事迹，以及，她和赫德里希上校的感情。
王医生（她应该也姓王）静静地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当我讲完，她沉默了更长的时间。
然后，我惊讶地看到，她那双职业性的眼睛里红了。她低下头，飞快地眨了几下眼，再抬起时，泪水已被逼退，“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让我知道……她在那段时间里，经历了什么。”  她深吸一口气，看向我，眼神变得执着，“你说她约定圣诞节回来？”
“是的，在机场。”
王医生缓缓摇了摇头，“她回不来了。”
“什么？”
“我姐姐她，”王医生一字一句地说，“已经死了。”
死了？
我僵在原地，无法理解这两个简单的音节组合在一起的意义。
“大概六年前？或者五年多前，”王医生努力回忆着，泪水滑落，“她乘坐的前往马赛的船，途中出了事。有人把她推下了海。”
推下海？谋杀？在回欧洲的路上？
我感觉呼吸一窒，搞什么鬼？！她不是骗子？她没有爽约？她是真的回来了，回到那个或许有她在乎的人等待的地方？可是……在回来的路上，她被人杀了？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一点消息都不知道？！上校他……他直到最后，都以为是她背弃了诺言……
“为什么……”  我的嘴皮子感觉裂开了，痛死，“为什么没人知道？美国人，法国人，俄国人…没人报告？”
王医生抹去眼泪，“那段时间，大西洋和地中海航线非常混乱，潜艇战，空袭，还有各种……见不得光的活动。一艘客轮上某个舱室发生意外，一个东方女乘客失踪，在那种时候，根本不会引起太大关注。我家是后来通过其他渠道辗转得知的，但也只知道大概，细节……没有。”  她停顿了一下，看着我问，“你说的那位上校军官，他，后来怎么样了？你知道他在哪里吗？我想见见他。”
我连忙点头，又慌乱地摇头，“我不知道！失散后我就再没见过他，有人说他被美国人单独带走了。”  我语无伦次，“你有纸笔吗？”
王医生从随身的医疗包里拿出一个小本子和一支铅笔。我的手有些发抖，但还是用力地写下了那个名字：赫德里希·冯·西蒙瓦德兹。并在下面用德文标注了军衔和最后已知的所属部队信息。
“去找他，”我把纸片塞给她，“王医生，求您，一定找到他，告诉他！告诉他王小姐不是故意失约，她……她是在回来的路上遇害的！一定要告诉他！”
王医生接过纸条，仔细折好，郑重点头：“好。我会尽力打听。我也很想见见他。”
………
接下来的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战俘营的生活依旧灰暗重复。冬天更深，大雪覆盖了铁丝网和瞭望塔。我没有再见过王医生，她似乎随医疗队去了别的营地或后方医院。那张写着上校名字的纸条，也没有回音。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黯淡。也许她也没找到，也许上校真的被秘密转移，算了，我不知道。
又一个电影之夜，放映的是苏联电影《斯大林格勒战役》。雪花纷纷扬扬，电影里炮火连天，映照着一张张麻木的脸。就在影片快到高潮时，一个身影坐到了我旁边的空位上。
是王医生。她裹着厚厚的围巾，脸颊冻得微红。
我立刻坐直了身体，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然后掏出一张黑白照片给我。
是之前在上校手里的那一张！她见到他了！
“对！就是他！”  我激动指着照片上的赫德里希，“你找到他了？你见到他了对吗？你跟他说……”  我急切地追问，却在触及她目光时，戛然而止。
王医生的表情很平静，她默默地将照片收了回去，然后，转过头正面看着我。雪花落在她的睫毛上，迅速融化。
我的心脏砰砰狂跳了两下，“同志，”“您……怎么了？他说什么了？”
王医生静静地看了我几秒，
“我找到了一些记录，询问了可能知情的人。照片……是从他的遗物登记清单里找到的。”
遗物？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无法处理这个词。
“他……”  我艰难地吞咽了一下，“战死了？在突围的时候？”
王医生摇了摇头，
“不是战死。被俘前，他举枪自杀了。”
………
电影里，苏军的冲锋号嘹亮刺耳，坦克轰鸣。
……
一场迟到太久的真相，一场早已无人聆听的悲歌。
风雪更急，从破败的棚屋缝隙呼啸而入，仿佛要埋葬这里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悔恨，与所有无望的等待。
记住手机版网址：m.lewenn.net